作为一所承载“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光荣传统的百年红色学府，上海大学在全民族抗战的峥嵘岁月中，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随着校史研究的深入，更多抗战时期的珍贵记忆被唤醒。记者通过与上海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倪代川对谈，了解到这些历史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高等教育抗战史的图谱，更成为新时代学校传承红色基因、践行育人使命的精神源泉。
血色青春中的家国担当
记者：随着校史研究的深入，上海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有哪些重要新发现？如何展现上大师生的家国担当？
倪代川：在史料挖掘与校史研究的持续深化中，上海大学抗战时期的历史图景愈发清晰，一系列新发现展现了上大师生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坚定抉择与无畏担当。群体贡献的全景呈现是最显著的新发现：上海大学现已考证出42位抗战时期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师生校友名录，其中崔小立、陈明、郭毅、关向应、林钧、武止戈、周大根7位在抗战中英勇牺牲，成为革命烈士。还有的如秦邦宪、马文彦、任弼时等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力量；有的如陈望道、田汉、阳翰笙等以文艺作品唤醒民众。这42人的事迹串联起“前线浴血、后方支援”的贡献网络。
记者：在历史人物挖掘中，有哪些细节体现师生们“家国至上”的价值追求？
倪代川：个体抉择的生动解码为抗战精神提供了鲜活注脚。在今年上海大学图书馆特别策划的“丰碑永驻”抗战专题展览中，“伟业长存——钱伟长的抗战报国路”单元，首次系统呈现了钱伟长这位科学巨匠的抗战岁月。
抗战爆发时，钱伟长正值青年，他放弃擅长的文史专业，毅然转学物理，只因“国家需要科技救国”。他在西南联大一边躲避轰炸，一边钻研科技前沿。此外，校史研究还发现，老上大校友匡亚明创办抗日干部学校培养敌后骨干，邵力子推动国共合作助力统一战线建立。这些个体故事让宏大历史可感可触，展现了上大师生在时代洪流中的主动担当。
记者：老上海大学1927年被迫停办后，办学传统在抗战时期如何延续？这体现了怎样的精神特质？
倪代川：办学传统的精神延续是更深层的发现。史料证实，尽管老上海大学在1927年被迫停办，但“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办学宗旨在抗战时期被师生们以特殊方式传承。这种“校名虽停、精神不辍”的坚守，印证了上海大学红色基因的强大生命力。
1994年，新上海大学合并组建以来，一直将老上海大学“红色基因”视作学校办学优势，全面收集、研究老上海大学档案史料，将传承老上海大学光荣传统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1997年，钱伟长校长在为学校师生作报告时动情指出：“我们学校历史上，1922年到1927年期间里有过一个上海大学，这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个大学。”他还以李硕勋、何挺颖两位烈士为例讲到：“没有他们的牺牲，没有那么多革命志士的奉献，我们上海大学提不出这么响亮的名字，这是我们上海大学的光荣。”
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记者：抗战时期上大师生的“教育报国”实践，对今天的高校办学有何启示？
倪代川：抗战时期上大师生从未放弃教育兴邦：陈望道等教师在颠沛中坚持学术研究留存文化火种，钱伟长等学子“为抗战而读书”，校友自发开展民众教育唤醒民族意识。这种“烽火连三月，读书不忘国” 的坚守启示今天的高校：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教育始终是民族复兴的基石。
记者：为何说校史是立德树人的鲜活教材？
倪代川：42位抗战师生的事迹，蕴含丰富思政资源，能让师生在历史叙事中自然感悟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这种以史育人的方式，让立德树人更具温度和穿透力。近年来，学校以“红色学府、百年传承”为主题，持续推进校史资源活化，如出版校史丛书梳理抗战脉络，建立“溯园”镌刻烈士事迹，复建老上海大学旧址“红楼”还原学校红色历史场景，新建钱伟长图书馆并将其打造为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等。硬件建设与史料研究结合，构建起 “可观、可感、可学”的校史教育体系。
【“数” 说历史】
◇截至目前史料统计，上海大学投身抗日战争的师生校友共有42位，其中7位壮烈牺牲。7位英烈分别是：崔小立、陈明、郭毅、关向应、林钧、武止戈、周大根。
◇英烈牺牲年龄：周大根牺牲时32岁，郭毅37岁，关向应44岁，林钧47岁，崔小立40岁，陈明39岁，武止戈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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