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家风雨飘摇，复旦大学为续办教育内迁重庆北碚，这段历程为复旦及其师生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而在上海，复旦老校长李登辉秉持“沪地是我校根基所在，非至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放弃”的信念，恢复办学并成立“上海补习部”，以满足无法内迁的师生需求，其规模一度超过北碚的复旦渝校。本报记者就这段历史采访了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
弦歌不辍育精神
记者：抗战时期复旦在北碚的八年被称为“学校茁壮成长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办学经历为复旦留下了哪些独特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当今的复旦发展中，如何体现其影响力？
钱益民：复旦的崛起始于北碚。在北碚期间，复旦的生源和校园文化氛围有了很大的变化。复旦在上海办学时由于是私立大学，专任教师少、兼职教师多，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师生联系稀疏。抗战迁至北碚后，学子深知责任所在，课余或潜心研究、或实地调查，学风敦厚纯洁。在北碚时，复旦进步师生积极参与抗日，并与延安联系，成为抗战期间重庆的红色根据地之一。
“在夏坝的几年，先生与同学们好像一个大家庭，不到五里路的一个村镇上，这一二千人总是时时容易碰面，天大的秘密，被揭开后五分钟可以传遍全校。”复旦新闻系名师舒宗侨在记录后方四年兼课生活的《忆重庆，念北碚》中这样描述。当时复旦与北碚其他机构、研究所展开了较多合作，文史地、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得以推进，学校的学术氛围就此奠定。
记者：抗战期间众多知名学者齐聚复旦任教，他们为何选择战时加入复旦？这些学者的到来对复旦的学科建设、学术氛围产生了怎样的即时影响和长远意义？
钱益民：抗战时期的复旦师生人才辈出。北碚作为大后方文化重镇，云集科研院所、高校与政府机构，距战时陪都重庆仅150里，地处嘉陵江畔，水陆交通便利，自然风光宜人。抗战时期，北碚夏坝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江津白沙坝合称“四川文化四坝”，是当年大后方的著名文化区，也是教学研究的理想之地。此外，1942年复旦改为国立后，办学经费有了大幅增加，教室、图书馆、住所等硬件设施显著改善，教师待遇大幅提高。时任校长章益借此机会延聘了一批著名学者和科学家，提升了复旦的师资水平。
艰难困厄守初心
记者：复旦内迁北碚后，留在上海的师生成立了“上海补习部”。在日伪对上海高校严密管控的环境下，“上海补习部”如何开展工作？
钱益民：战时内迁仅是部分复旦师生的选择，另有一批师生因种种原因无法内迁，面临失学或转学困境。因此，数百名沪上学生联名恳请李登辉老校长救济。
鉴于当时上海租界仍允许办学，李登辉顶着压力，抱定“当散即散”的宗旨，决定恢复办学。1938年2月23日，“复旦大学沪校” 在英租界北京路中一信托大楼四楼、五楼开课，后改称“上海补习部”。上海补习部开办不久经费告急，难以为继，李登辉校长卖掉自己的福特牌老爷车，充作办学经费。
李登辉坚守“三不方针”：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若无法坚持则宁可停办，以此维护民族气节与复旦声誉。汪伪政府教育部曾计划将圣约翰、复旦、光华、大夏四校合并，李登辉联合其他三校抵制，使合并未能得逞。
该校舍先后迁移四次,除新闻系和生物系暂停外，文理法商4院11系继续办学。补习部为临时租房办学，条件简陋。虽名为“补习部”，并非正规大学，却收容了战时无法赴内地求学的学生，满足了沪上师生的需求。
记者：陈望道先生被称为“夏坝的延安”的灵魂人物，他在新闻系的教学和管理中，如何融入民主进步思想？除创建新闻馆外，他还有哪些具体举措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钱益民：陈望道虽未讲授新闻学专业课，却为文学院学生开设修辞学、逻辑学等基础课，对培养学生思维助力极大。
1941年9月至1942年9月，陈望道代理新闻系主任，1942年起正式担任系主任直至1950年。他以“好学力行”为新闻系“系铭”，支持每周六的“新闻晚会”。这一活动以研究时事、讨论学术为形式，由中共复旦地下党支部以复旦新闻学会名义组织，每次围绕“新闻与政治”“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的出路何在”等主题展开讨论。
1943年3月，他恢复“复新通讯社”，自任社长，聘请专任讲师李光诒为总编辑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编辑、采访、总务三部，均由学生任职，每五日发一次油印稿供各大报采用。1944年，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名义出版铅印实习报纸《复旦新闻》。1944年4月，他向社会各界募捐筹建新闻馆，次年建成400平方米、含十多间房屋的新闻馆，大幅改善了新闻系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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