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F1：狂飙飞车》讲述了退役车手桑尼·海耶斯的复出故事，试图在速度与激情的外壳下探讨男性气概与团队精神。尽管视觉效果震撼，但影片在叙事上略显得空洞，人物塑造单薄，过度依赖明星光环而忽视了故事本身的逻辑性和情感共鸣。
文｜姜磊佳
《F1：狂飙飞车》轰鸣而至，带着顶级的明星光环与极速赛道的奇观，意图在银幕上掀起肾上腺素的风暴。然而，当我们走出电影院营造的梦幻空间，重新审视影片的故事脉络时，就会发现，无论视觉奇观多么夺目，都难以掩盖其叙事主题的空洞与人物塑造的单薄。
《F1：狂飙飞车》是一部以F1赛车为背景的运动励志电影，讲述了布拉德·皮特饰演的桑尼曾是F1天才车手，因三十年前在西班牙赫雷斯赛道的重大事故被迫退役，沦为辗转于各类耐力赛的落魄车手。他的前队友，由哈维尔·巴登饰演的鲁本如今经营着濒临破产的“极速巅峰”车队，为挽救车队并避免被收购，他说服桑尼复出担任二号车手，与年轻新星乔舒亚搭档，共同冲击分站冠军。
电影试图突破传统类型电影的框架，并未在开篇直陈桑尼三十年前事故的惨烈细节，也未铺陈他此后三十年的生活境况，而是直接让镜头对准他重返赛场的当下。导演有意将人物前史碾碎，嵌入叙事的缝隙之中，意图以此制造悬疑张力。观众一次次期待桑尼尘封的过往能够揭开面纱，却每每遭遇叙事的延宕。然而，这种技巧的运用终究是徒劳的。影片的叙事模式，实质上并未突破类型电影的陈旧框架。桑尼虽然从三十年前的事故中死里逃生，但也让他全身多处骨折，如果继续赛车将会有生命危险，他背负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创伤离开赛道，三十年后因为对赛车纯粹的热爱重新归来。桑尼离开赛道的情节设置不仅落入俗套，此刻披挂上阵的动机，更是笼罩在一片语焉不详的迷雾之中。悬念悬在半空，却因缺乏坚实可信的动机支撑与新颖有力的背景设定，最终叙事如同失速的赛车般滑向失效的深渊。
与经典英雄成长叙事不同，主人公桑尼甫一登场，便以一场压倒性胜利宣告其“神性”的不朽。自此，主人公在整部影片中的视角总是处于高位，看得总比其他人长远，总比其他人通透。他的每一个决策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有质疑的杂音最终都被碾碎在胜利的车轮之下。在年轻车手乔舒亚焦虑、冒进的映衬下，桑尼的形象被刻意涂抹上洒脱从容、善解人意、重情重义的完美釉彩。他拒绝沟通、我行我素的性格反而成为魅力所在，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性格缺陷，更无性格转变的契机——经典叙事中驱动观众情感共鸣的“人物弧光”在此彻底缺席。
所谓人物弧光，是角色穿越故事荆棘，在冲突与挑战的熔炉中，其心理、情感乃至道德维度所经历的深刻演变轨迹。正是这种挣扎与蜕变，让角色挣脱“工具人”的桎梏，变得立体丰满、可触可感。《F1：狂飙飞车》对此的抛弃，恰是布拉德·皮特个人明星神话对角色叙事的绝对胜利。当61岁的皮特身披牛仔夹克步入维修站，他无需“表演”沧桑——时光本身已成为他最厚重的戏服。创作者精明地挪用了观众心中早已根植的“布拉德·皮特”符号，以明星光环的璀璨遮蔽了角色内在逻辑的苍白。于是，观众在一次次的比赛中观看桑尼的战术神话，却难以共情。当桑尼在阿布扎比赛道的最后一圈进入人车合一的“心流”状态并最终夺得冠军时，人物弧光在此刻让位于明星光环，叙事仅仅成为皮特个人魅力的延长线。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电影制作方越来越注重吸引眼球的元素，而忽视了故事本身的深度和逻辑性，导致许多影片在视觉效果和明星阵容上大做文章，却在叙事上显得空洞乏力，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启迪。
即便影片的镜头偶尔掠过赛车团队分工协作的表象，其叙事重心的倾斜早已注定，这仍是个人英雄主义神话的单一颂歌。真实的F1运动，是一场融合尖端科技与团队精密协作的系统工程。但影片将胜利几乎完全归功于桑尼的个人天赋和临场战术智慧，大大弱化了团队协作和科技力量的决定性作用。技师们更多充当背景板，策略组的存在感也仅限于执行桑尼的“神谕”，而影片所宣称的“团队协作获得成功”，更像是对桑尼英雄地位的进一步证明。
影片中众多配角沦为叙事的工具。凯特作为女性技术高管是影片试图加入现代元素的角色，但她的专业能力在桑尼的光芒下几乎隐形。更糟糕的是，她与桑尼突如其来的情感线，不仅没有赋予角色力量，反而强化了刻板印象——女性的情感关系成为定义女性的关键，而非她的专业成就。这也暴露了当下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普遍焦虑——试图用性别元素点缀阳刚叙事，却不愿真正接纳女性视角对英雄神话的解构。
车队老板鲁本的存在主要是作为桑尼的“召唤者”，面临董事会压力时也仅仅是剧情的催化剂，他个人的经营理念、车队愿景、与桑尼的复杂历史等，均未深入挖掘。就连乔舒亚这一角色的设置，也主要是为了衬托桑尼的英雄形象。作为反派的董事会成员纯粹是功能性的障碍设置，脸谱化严重，缺乏合理的商业动机和个性塑造。
《F1：狂飙飞车》最终成为一则关于自身困境的隐喻：那些造价千万的赛车在银幕上突破物理极限，车舱内的角色却永远困在叙事的起点，陷入空转。当电影工业迷恋于用金钱堆砌视觉奇观，用明星光环代替角色灵魂，是否正集体驶向一条创作力的荒漠赛道？《F1：狂飙飞车》的警示在于：若电影失去对人物心灵地图的勘探勇气，引擎的轰鸣终将沦为苍白的回响。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
文｜马亚杰
电影《F1：狂飙飞车》是一部典型的体育竞技类好莱坞大片，不仅在视听层面高度还原了类型工业，也通过竞技、情感、创伤与复归，构建出一幅充满“速度浪漫”的阳刚图景。
作为类型片，影片深受传统“动作英雄”叙事模式的影响。赛车作为一项典型的阳刚竞技项目，在类型符号层面天然与男性气质绑定：机械控制、肾上腺素、技术理性与胜利叙事，共同构成男性作为“行动者”的剧本。桑尼·海耶斯的复出路径，正是借助这一模式。他年迈、落魄、孤立，背负身体创伤，职业生涯早年夭折，却被赋予改变赛道命运的唯一可能。在失语与边缘状态中，他通过身体极限操控与心理坚韧重建权威。影片将现实中赛车运动的团队合作机制大幅简化，强调的是个人意志与精神不屈的胜利，使个体的崛起成为核心叙事焦点。这种叙事不仅符合同类影片的叙事习惯，也暗含对“强者归来”神话的情感认同。
影片对主角气概的建构并非仅靠肌肉与暴力，而是依赖两种更细腻的机制：创伤神话与技术主权。首先，桑尼的人物弧线围绕“创伤复归”展开。影片开篇通过新闻镜头暗示其三十年前的重大车祸，随后切入其在地下赛道中勉强维持生计的困顿现实，观众被引导将其视为一个“被时代遗弃的人”，正因此，其复出才具有英雄叙事的基础。
其次是技术主权的象征。年轻车手乔舒亚·皮尔斯代表新一代的数据化、协作型驾驶文化，而桑尼则坚持直觉、经验与“身体感知”的传统驾驶观。他的身体成为对抗现代理性系统的另类权威，其气概的合法性不仅来自过往成就，更体现在对现代控制逻辑的拒斥。影片通过这一设定建立起一种怀旧式美学——技术不仅是工具，也是身份的延伸。旧技术的浪漫化，使桑尼的抵抗行为在观众眼中更具魅力与情感厚度，也更易激起观众对“过去更好”的共鸣情绪。
乔舒亚与桑尼之间并非纯粹的协作关系，更呈现出代际秩序的张力。乔舒亚初登场时自负、强势、目中无人，是青年男性气质的缩影，强调个人主义与自我主张。但随着剧情推进，他逐渐接受“老派价值”——在阿布扎比赛段制造红旗、为桑尼争取时间，这一转变不只是性格调整，更象征着类型电影对理想角色的规范性引导。
乔舒亚在主动“让位”中完成了个人的转变，他的个体荣誉感让位于对前辈的尊敬、对团队的忠诚，以及对集体胜利的认同。
影片中的赛道场景震撼有力，大量IMAX镜头与拟真视角制造出速度与爆发力的视觉奇观。片中所有关键性时刻——甩尾、起步、极限超车、爆胎自救——几乎都由桑尼完成。其他角色则被边缘化，仅承担辅助或见证角色。
影片仍未摆脱竞技类型片的结构性限制——它依旧围绕胜利展开，并最终落入英雄主义框架。但其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它并非简单重复老套的强者神话，而是巧妙借助怀旧与技术这两种文化机制，完成了从失败者到胜利者的转译，这种转译赋予传统形象以新的情感厚度。
银幕上所构建的“桑尼”，既是孤独斗士，也是焦虑的情感出口。他在一次次高速过弯、惊险操控中，象征性地穿越了年龄、创伤、失败等人生障碍。在这里，可以失败，但不能逃避；可以受伤，但必须战斗；可以老去，但要带着荣誉退场。最终，桑尼所找回的并非内在的自我，而是社会期待下的角色模板——一个被不断期待、永远奔跑在胜利边缘的理想人物。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2023级研究生）
在线股票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